“潘公凯——弥散与生成”展览占据了今日美术馆2、3、4层所有的空间，整个展览分为水墨画、装置、史论和建筑四个板块，同时在展示空间中还穿插有艺术家的相关影像、文献和手稿，可以说是从各种角度全面呈现潘公凯艺术思考与实践的研究型展览。既是研究型展览，就是在向当代艺术界抛出问题，何为跨界？如何跨界？何为“弥散”？何为“生成”？何为生活本身便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这都是潘公凯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展览3月9日开幕当天，汇集了艺术界重要的评论家和策展人、艺术家及艺术爱好者们，大家都企图在潘公凯那25米长的长卷水墨画中、浩瀚宇宙般的装置作品中、理论建立完整的艺术史文献展中以及天马行空的建筑设计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展览接近尾声的3月30日晚，一场为艺术而来的雅集也拉开了帷幕，由证券日报、艺术与设计杂志社主办的“美术馆之夜：‘潘公凯——弥散与生成’展览鉴赏及艺术交流”活动，令艺术家、策展人、外国使馆人员、金融家等等社会名流慕艺术之名而来，潘公凯在这里不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是美术史家，也可以不是艺术家，在与大家各自畅谈对于艺术的解读时，这个生活现场，已然就是艺术本身了。

　　“我不是那种特别爱跟人说话，爱热闹的人。”潘公凯一边搅动着手中的咖啡一边静静流出这句话，的确如此，潘公凯把要说的话都融进了作品中，把要凑的热闹都分给了那些“做成了专业的爱好”。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他要抓教学管理；作为当代水墨艺术家，他要专心创作；作为史论家，他要梳理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作为设计师，他要拿出令自己满意也令业界认可的作品。潘公凯顶着众多的头衔，一般人肯定会觉得分身乏术，可是他只是一句“我的生活都是我的艺术作品”，便把一切纷繁复杂一笔勾销，然后泰然处之，然后静观荷花映水，便自有一番当代文人画家的境界。

　　现代文人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世界

　　文艺评论家高建平称潘公凯的画为“现代文人画”，虽然文人画产生于传统社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文人画所强调的知识、思考、读书、行路之道仍旧在现当代社会中延续着。驻足在潘公凯那水墨淋漓的大幅画作前，除却被这饱满的气势、气韵、气度所感染外，还会感到画家内心世界的一些孤寂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孤寂，恐怕是理想主义的伴侣。”——邵大箴在《理想主义者的画——潘公凯的水墨艺术》一文中这样阐释潘公凯画作中的孤寂感。

　　在展览中，作品《写西湖中所见》以画作及其创作过程同时展出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独特的视觉体验，在与画作平行的长方形视频展示中，可以看到潘公凯作画的整个过程，他挪移在这幅长卷作品之上，他马步半蹲式的作画姿态好似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或者在供奉一份执着的信仰。在这种大尺幅作品的创作中，潘公凯在用大笔触、大墨块布局时，十分注意发挥笔力、书写、墨韵的作用，而落笔之后则更加审时度势地做因势利导的处理，然后再细心收拾细部，在保留宏大气势的基础上亦讲究细微精妙的笔墨情趣。而在诸如《长夏》、《淡月》等小幅画作中，他则主要用极富节奏韵味的长线和墨块来统率画面，在尽情书写发挥笔线的长短、曲折、干湿变化与不断打破平衡的空间布局中，在墨色的浓淡、虚实与黑、白、灰的关系中，求理求趣。正如邵大箴所言，“潘公凯的水墨世界，也是他的精神世界。”

　　谈及潘公凯的精神世界，免不了追溯来自其父潘天寿先生的影响，潘公凯在《守护理想——我的艺术与人生之路》一书中便讲到，“我生活的时代，大环境的起落剧变决定了我的人生经历。早年的教育一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的艺术创作，在我看来，从事什么工作，作不作画，根本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潘公凯在谈及其父的影响时所讲的一句话令人印象颇深——“他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人”，潘公凯一直钦佩父亲的为人，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正因为潘天寿是“完整的人”，才能够做到“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从艺术创作的影响上看，薛永年在《深思远瞩的学者画诉求——在潘公凯作品前沉思》一文中讲到，“公凯的不同凡俗之处，不在于每一幅作品都已尽善尽美，而在于他像乃翁一样与时俱进地从整体上继承了传统，又没有落入古今任何家法的窠臼。他的画有些像潘天寿先生的精雄大气，但那种在‘挤迫中延伸在限制中发展’的自信自强者的‘一味霸悍’，变成了人、自然外物与自我融为一体而显露出理想光芒的动人情韵。他也像乃父一样几乎不露痕迹地融化了时代语境下的某些西画因素，却又自觉站在作为体系的民族传统的制高点上，努力增加传统高峰的高度与厚度。”从潘天寿至潘公凯，他们对于代代相传的绘画技艺都带有一份谦卑的尊敬，在不必像西方人那样彻底解构甚至抛弃传统绘画的情况下，却有办法让水墨画成为呈现人格精神境界的通道。

　　水墨——承载独立人格

　　或许是家学渊源，或许是受杭州那片处处诗意的山水触动，潘公凯对水墨有着天然的着迷，“只要接触一段时间水墨，那么你就会上瘾。”谈及水墨本身，潘公凯一改言简意赅的讲话状态，开始重复地讲起水墨的迷人之处，“在水墨的传统中，有非常丰厚的文化积淀，它由浅入深，可以逐步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点进步都会带来喜悦，慢慢地，你就会掉进去了。”当一个人谈及真心喜爱之物时，那眉宇间的喜悦之感是隐藏不住的，此时的潘公凯便露出了这样的神情，沉稳的他，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甚至还由此延展讲到：“如果这个行业本身很复杂、有积淀，那么它就会吸引人，就会容易上瘾。”潘公凯对于复杂概念的迷恋，却催生出了简洁的几笔线条和几块墨迹组成的黑白画面，但只要你驻足其画作前认真读下去，那么在这份简明与复杂间，便会显现出无穷耐人品鉴的魅力。

　　潘公凯的作品始终追求形式语言的简明和精神内容上的无限深度，这也最大程度上承载了他自我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创作的表达。“古代中国画将描绘对象转化为‘式’，梅兰竹菊是为典型的范例。这一点在潘公凯的作品中也能看到一脉相承之处，其笔下的荷花正如同八大山人的荷花，既不是荷花的物象，也不是荷花的现象，而是荷花的‘式’。”朱青生在《论潘公凯的艺术》一文中讲到，“已成程式，不离图像，却承载真理。只有这样的图画性的‘式’才可以像文字一样被书写，而且又可以在每一个人的书写中、一个人的每一次不同的书写中自由地显现作者的理解和表达。”

　　“我不去了解具体一件事，而是去体会一种感觉。”——潘公凯有着艺术家对于“感觉”的独特执迷，也因此他才能够在杭州西湖中那片娇艳盛开的荷花之外，关照到秋季残荷之美，“杭州西湖秋季的残荷非常好看，不需要什么摄影技术，你拿起相机随便一拍都那么美。”身为杭州人，潘公凯即便久居北京，但那一口带着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某种戏曲般的腔调，娓娓道出了他对残荷之美的迷恋：“看似一片混乱的荷叶埂子，但仔细品味，它们之间是有节奏变化的。那残荷映着水的倒影特别好看。”潘公凯一边形容，一边比划着，然后慢慢吐出一句，“我喜欢这个景致。”潘公凯已然沉浸到了自己描绘的这番审美意境中，他接着讲到：“这一小段杆子，就那么倒映着水，它们不必非要像什么具体的事物，但它们就是那么宁静自然，丝毫不做作。不在于这片荷塘有多大，不在于是否沾染了花的色彩。残荷与水之间那灵动而充满韵律的美，十分迷人。”

　　跨界——自我实验

　　“我不是专业的建筑师，但我比专业的建筑师做得起劲。”——当问及潘公凯除却绘画之外的其他爱好时，他笑称，自己把爱好都做成了专业，所以不知道该不该称其为爱好。比如在此次潘公凯最新个展中，整个今日美术馆的四层的展厅几乎都被他各种建筑设计的效果图、沙盘所占据着，如果你直接乘电梯来到四层，或许你会误以为这是一位建筑设计师的个人展览。“这些建筑的设计都是我自己贴钱在做，我不是专业有资质的建筑师，所以不能参加投标，也有开发商采用了我的设计，但是往往最后因为成本过高等问题，整个设计被窜改的面目全非，非常令人遗憾。”潘公凯以一名职业建筑师的标准在严格要求着自己，即便，这只是他的“爱好”之一。

　　在沿着潘公凯此次个展的整个展览线路走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看了一个大型群展一般，其展览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不禁让你无法相信，这是一位公务繁忙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个人展览。大师级的水墨画、宏大奇幻的当代装置艺术作品、体系宏大完整且严密精深的美术史梳理建构、艺术美感与高度实用的建筑设计等等，这些内容充满了“潘公凯——弥散与生成”的整个展览。你可以这样形容他——跨界艺术家，但你又不能仅仅以此来概括他。而“跨界”的概念，也只是作为这次个展讨论的最浅层的问题，铺陈在了观者眼前。

　　其实“跨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词汇，它已然成为了艺术、设计甚至时尚界的流行词语，当你无法界定其界限时，“跨界”这词就派上了用场。而潘公凯对于这个概念，则保有一定的警惕：“跨界的问题要边走边看，”潘公凯笑谈，虽然自己是跨界跨得“最起劲”的一个人，但这属于拿自己做实验，“在跨界的时候我非常注意一点，就是必须不能以牺牲专业性为代价，跨进去要专业，跨到这个界就要用这个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不是跨到这个界，说我是那个界的人，所以你不要拿你们的标准来衡量我，因为我是跨界的。”潘公凯认为跨界是严肃的值得去探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万能的标签，可以肆意忽略专业性。同时他也希望这次展览能为跨界的讨论作出一些实验性的贡献。

　　“我把生活当作品做，其实主要不是希望作品做的过程中如何愉悦，而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当实验品来做。把自己当实验品是一种心态。”潘公凯一直保持着这样带有实验性的创作状态，因此潘公凯的艺术不仅是他的水墨画、装置和建筑设计，而且还包括他作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和院长等真实的生活。“但是生活不能用来展览。”潘公凯讲到这次展览的深层含义时谈到，可以把生活看成作品，这和本次展览有些关系，但又不是特别直接的关系。“生活是没法展览的，发生了就过去了，比如我们这个采访就无法展示，当然也可以展示你这个笔记本，可这只是这段生活的痕迹，展览痕迹没多大意义。从审美的角度，最高那个层级的东西是不需要展览的。并不是把我的生活当做作品展出，能展出的就是层次比较浅的，比如跨界的问题，然后是弥散和生成的概念。”

　　格物致知——生活与艺术

　　只有通过在出租车里听广播，在飞机场候机室内看杂志才能了解到社会时事——潘公凯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这个回答是问及他日常生活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甚至调侃道：“我有三个严重的问题：不会开车、不会英语、不用电脑。可以说这些进入21世纪必备的条件我都没有。但我人还是进来了，时代没把我给落下。”时代确实无法忽略这样一位身兼教育工作者、艺术史论家、艺术家、设计师等众多职责的人物。因为这位艺术家是把手头所有的事情，绘画也好，行政也好，研讨会也好，设计也好，统统都当成艺术作品去做的。而可以说这样的艺术家至今为止我们只能看到两位，一个是杜尚，一个是博伊斯。处理行政事务和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式大不相同，一个要的是完全的有条理，另一个则要尽可能地打破条理，将行政事务与艺术创作集于一身，就好像让水和火共生共存一样看起来不可思议。

　　“这之间确实矛盾很大。”潘公凯也表示对此很头疼，“我也一直打报告说不当院长了，但是没批下来。这些院长事务确实太占时间了。”一边叫苦不迭一边潘公凯又无法推开这个“甜蜜的负担”，谁让他热爱院长这份工作呢？“院长这个身份可以干事情，我当了16年院长，就是为了干事。很多人可能当几年院长就想着升职了，可是我就要当院长。因为在这个位置我可以干活，而升上去只能布置任务让别人干活，我还是喜欢自己干，不喜欢指挥。”潘公凯笑谈自己是位不太像院长的院长，他厌恶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和布置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找来几个做实事的人，有效率地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这样的态度对创作也有好处，“比如在创作前，我就会想到所有的技术问题，所以整个创作过程中波折很少，进度也很快，因为前前后后的准备工作省了好多时间。”

　　当然这些纷繁复杂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行政工作对进行艺术创作的“贡献”不仅止于此，“专业画家可以天天画，而我可能半年都不动笔，但是不是这样就不进步呢？其实也在进步，我对世界的认识在进步。院长的工作比较宏观，可以管各种不同的事情，所以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会得到一种人生的历练，这个历练是有用的。我们说格物致知，也就是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对于世界的认识就会更全面、深入。这个对艺术创作有间接的好处。”潘公凯这样从任何事情中都可以提纯“好处”的心态，其实在他恣意的笔触间已经彰显无疑。“我好像什么事儿都能干，如果叫我现在去种水稻，我也有兴趣！”你很难在一位艺术家口中听到这样“兴趣广泛”的说辞，因为他们通常都在以“高尖钻”的姿态标榜自己，但你必须相信，这位笔下流淌出现代文人笔墨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位出色的教育家，且在做着非常繁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我好像哪个身份都没注重。”而事实上，他把每个身份都做得很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