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幸知：刚才潘院长也提到了扩招，但是同时有人说，扩招不是个好现象，它给社会带来更多压力，让更多人找不到工作。

　　潘公凯：其实找不到工作这个问题，在原先招生规模小的时候也存在。当时是分配，各省要多少人，就把学生派过去，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也有少数学生分配不出去，被别人退回来的，那不符合市场经济，是大锅饭。在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十年，自主择业，双向选择，这是更合理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美术学院也有很多学生不愿意去单位，他给自己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自己卖画，跟画廊搞好关系，收入不比吃大锅饭的差。甚至超过好几倍。我们跟教育部商讨，谈到我们学校的就业率，不以学生非要到大的国营单位或公司去报到，才算有工作。应该以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来衡量中央美术学院的就业状况。

　　比如学生从事造型类的工作，卖作品，帮忙给别人做设计。帮人做小的商标，大公司的商标，一个小商标几十万或者几万几千，一个月做一个，至少几千块钱。活的也很自在。

　　潘幸知：根据你们官方的统计，中央美院学生毕业后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潘公凯：三万以下的大概20%；三到五万的占 60% ，五万以上的有20%，这是前两年的收入统计。有一些学生本科毕业后就有几十万。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年收入估计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比我这个院长还高。这要看小孩的专业水准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现在那些室内装修，比如餐馆，两三个孩子一起接一个装修任务，一年就几十万。有的给楼盘做整体的包装设计，从理念到本质，做销售书，包括售楼处样板房的设计——接下一个楼盘的整体包装，收入就很好。现在的设计建筑专业还是很吃香。

潘公凯：身为名门之后的苦恼

　　潘幸知：潘先生在除美院院长的身份之外，还是个画家。所以我不得不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潘先生算不算一个体制内的画家？

　　潘公凯：我是体制的一部分，当然是个体制内的画家。关于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其实是大家凭借感觉的非常粗略的说法。你说宋庄的798的自由艺术家就是体制外的画家吗？他们可能95%是美术学院毕业，是在体制内的学院内成长的。他们与体制有很密切的关系，虽然是飘着，但其中有一部分还在各个美术学院教书，参加各个体制内的比赛活动。所以我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我们现在的艺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体制。只不过跟美术学院协会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不受美术协会领导，不在美院进修，但他们都是从美术学院出来，很少很完全自学的成功艺术家。

　　潘幸知：这跟作家协会还有点不一样。一个作家，绝大多数可能不是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

　　潘公凯：作家向来不是中文系教出来的，他们也许是工人，文工团的，插队落户的，有生活体验，成了作家。有些专职作家在作协里拿钱，作协是养了一拨人，但美术协会是没有发工资这一说的。

　　潘幸知：问一个稍微敏感的问题，很多人在提到您的时候会加上称呼“中国画大家潘天寿之子”。“潘天寿之子”的冠名会不会影响别人对您个人成就的了解？也有人说，你的画风并没能超过您的父亲。

　　潘公凯：某某之子，谁愿意叫就叫。对于我的艺术创造，大家不太了解。大家都特别忙，我也从不宣传。在对方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用一个简单的称呼方法，就是某某人的儿子。就像叫我浙美院长一样方便。

　　作为一个名家的子弟，我也有苦恼。一般完全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做某些事情做的好，会得到赞扬，但是作为名家的子弟，别人对你的要求就会高，会觉得做的好是理所当然的。超不过，就摘不掉某某某的儿子这样的称呼，除非是全中国人公认你比父亲要好，称呼就改了。这无所谓了。

　　潘幸知：您觉得在您的生活中，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潘公凯：这是所有记者都要问的问题。这也说明大家有一个惯性的思维，画家的子弟一定是被父母从小教育学习画画的，其实我父亲从来没有教育我，他觉得你自己愿意就画画，他觉得做人很重要。他是身教终于严教，他是个教育家，不是个单纯的画家。他对教育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所以他不会教我怎么画黄瓜和柿子，一笔都没有教过我。让我跟着学校教育，跟着老师学。

　　潘幸知：谈到学校教育体制的问题，这也是被很多人所抨击的。比如童话大王郑渊洁，他就愿意在自己的家里给孩子设一个课堂，教育他读书，没让儿子进学校念书。

　　潘公凯：我觉得学校体制没什么不好，知识分子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你能说不好吗，这就是舆论导向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很有趣，在改革开放前教育发展的并不好，现在教育发展非常快，中国高校教育在基本的方法思路上都在迅速向国际水平靠近，我们要看到正面的发展。

　　在以前，八十年代，国家教育很成问题，那时候老百姓不批评，现在是越发展越批评，发展的越快反而受到的批评越多。这也说明，百姓民主言论自由的水平得到了提高，也反映大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认识不全面。

　　我觉得中国有更多的孩子上大学是最大的功绩，学科设置的根本变化是第二大功绩。教育思想方法与西方的差别只有一点点。我们的教学跟欧美是一样的，不能说哪个老师的方法是最好的，任何教学方法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应试教育他是一种无奈，不是说教育部思想不解放，你想，100个学生中只有22个能上大学，那只能通过考试了，因为能够上大学的学生人太少，所以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只能全国统考才能平衡，才公平。如果学生90%都能上大学，那么大学就可以自主招生，或者不考试。日本现在就是这样，毛入学率百分之百，所以他们的考试是为了排名，但也是要考。中国竞争激烈，所以造成统考的局面，是毛入学率低造成的，就像过去粮食少只好发粮票，衣服不多只好用布票，道理是一样的。

　　现在，老百姓一方面批评扩招，一方面批评应试教育，这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不扩招怎么能避免应试教育呢。中国还得扩招，批评也不管用。不死记硬背，考试怎么考？因为是统一考卷，不背怎么考呢。只好统一考试，只好死记硬背。不统一考卷，死记硬背没有用，就不死记硬背了。

　　这样的缺点是导致孩子负担太重，很累。当然也不能只说他的负面，其实累也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孩子到了国外以后，比国外的孩子承受学习的难度和工作量要大。国外的孩子下了课就去玩了，中国的孩子受得了压力，课后还要学习，成绩好。也有说法“成绩好，但是尖端的发明都不是中国人”。我们也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啊，这要一分为二的看，中国孩子在国外读书人数少，他们出人才的比例不会太高。现在孩子创造性思维不够，近几年我们很重视了，任何老师都知道创造性思维，但是这个事情要培养出来不容易。

　　这不是说上课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业发展设备条件都不够。不太需要设备条件的中国发展都很好，比如音乐，不需要设备就动手指头和脑子，画画也是，中国艺术世界上那么关注，不需要原子能反应堆，靠手完成，一个人就能干。我们美院学生的创意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术学院学生比，都是最好的，我们都不会差。说到高等教育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巨大的发展。成就是90% 克服的问题10%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有问题要克服。这是最大的问题。

　　真正的天才，是按一定比例在人群中客观存在的，脑子聪明的DNA好的，也需要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老师不太好，上了大学总比在农村种地好。最差的教育也比没教育好。

“我的画作中反映不了历史变迁”

　　潘幸知：我们刚才还是从绘画聊到了教育，那接下来，我还是想聊聊您的画。您的绘画是水墨风格首当其冲，在以往的访谈中，我也了解到您特别喜欢画西湖边的荷花。所以，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江浙人文气候对您绘画有什么样的影响？

　　潘公凯：浙江是一个人文气候非常浓郁的地方，出了很多文人，也诞生了很多文坛佳话。这与我当然是有关系的，南方人生在杭州，对于水墨画、中国传统的人文画就特别容易体会。所以我画画也跟传统渊源有关系，包括题材。所以说，美术这个东西，他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反映是直接的，一部分反映是不直接的。比如说画矿工农民工，就跟社会发展很有关系，但比如荷花，我们画了一千年还在画。这跟文脉和审美体验有关，不直接具有社会性。我属于后一类，所以从我的画上，很难看出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虽然有，但表现非常的曲折。

　　潘幸知：现在的画坛特别乱，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之作。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像您父亲的画，有没有假的在市场上流通？

　　潘公凯：现在假画泛滥很厉害。大家都觉得气愤并且无奈，这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影响，是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名人的作品价格都很高，如果收藏家花几十万买了一张假画，他可能就不愿意再搞收藏了。对于收藏家队伍的形成和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假画的流通是非常不利的，需要花大力气去打击。

　　潘幸知：您有想到用什么好的方式去改变吗？

　　潘公凯：这是个系统工程。比如说，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鉴定家，这对于各大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系也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第二个方面，收藏家要调整心态，不要太投机，投机容易有赌博心理，如果只是出于爱好，他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探讨。因此，他买假画的机率会比较低。另外，收藏家要注意专业知识的学习。绘画的文化含量很高，对绘画的鉴定比瓷器玉器要难，他们需要培训。另外，评论家也要注意自律，要说真话，不要一直说好话。当然，更重要的是流通环境，画廊有责任对自己营销的作品真假提供鉴定，不能明知道有问题也卖了再说。当然他们看走眼的时候也是有的。改变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